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1534)，中舉鄉試第一名。第二年考取進士，授職為南陽推官，以廉潔平易著稱。歷任吉安知府，治政業績很高，升調為左布政使。隆慶初年，入朝任太仆卿，改任光祿寺。不久委任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應對詔令陳述理財之道，共計一萬多字。闡述選兵、鑄錢、積谷等最為中肯。其大意是說：

　　“宋朝初年有十萬禁軍，總計全國各路兵馬也沒有十萬，此后慶歷、治平年間軍隊人數增至一百多萬。然而當時的財政開支不匱乏。我朝邊防軍達四十萬。此后雖然增加兵馬擴充邊軍，但是多缺將才，不像宋代是其初的十倍。然而自從嘉靖中期就告知以絀乏，為什么呢？宋朝雖然增添兵馬，然而國家沒有養兵的經費。我朝以民養兵，而且新軍又一切仰仗太倉。舊餉沒減，新餉日增，這是靡費一。周豐鎬、漢西都，一般是有名無實。我朝設置留都，建官制置衙門，坐食公款，這是靡費二。唐、宋的宗親或者列名于官吏的名冊，或者散處民間。我朝分封的列位公爵，不務農不入仕，吸吮民眾的骨髓，這是靡費三。有這三項，儲蓄怎么能不匱乏？而且其中最耗費國家資財的是軍隊，沖鋒陷陣，揮旗鳴鼓，是軍隊的職責。現在邊防軍有戰斗的機會，而內地軍隊則終世也不會臨敵。每當盜賊竊案發生，不是陰陽、醫藥、雜職，則是縣丞的副手或判簿為將；不是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為兵。在北方則借助鹽丁礦徒，在南方則借助狼兵、土兵。這都是內地軍隊不堪任用的驗證。應當用輪番戍守的法則加以約束。或有遙遠不能征調的，或有羸弱不能勝任的，就聽任他們農耕經商，但是移調他們的糧食充作邊軍軍餉。例如免卻班軍而征銀兩，減少充軍發配而令其輸糧自贖，也是一種變通的策略。想使京師兵馬強悍，也應該責成他們輪番戍守邊關。京城距宣府、薊鎮只幾百里，京營有九萬兵卒，每年用一萬兵卒戍守兩鎮，九年一個輪回，并不勞苦，而且使怯弱者同邊防軍一樣強悍。又用京郊的士卒填充京師戍邊后的空缺，他們的編制、號令、月糧餉、犒賞也與京師士卒相同，使京郊的士卒都成為親兵。京師戍守薊鎮，那么延慶、固原的費用就可以節省。戍守宣府，那么宣府、大同的氣勢自然得到張揚。敵寇畏懼宣府、大同的勢力控制其后，強勁的京師兵馬又阻擋其前，這樣仰攻深入內地侵擾的事就少了。

　　“我又看見天下的民眾惶惶以匱乏為憂，不是布帛五谷不充足，而是銀兩不充足。銀兩，天寒不能充衣，饑饉不能充食，不過用作貿易流通以交換衣食之用，為何只任用銀兩而廢棄銅錢？越是廢棄錢，銀兩就更加獨行。獨行銀則收藏越多，使銀兩更昂貴，貨物價格更賤，使折銀征賦的辦法更難辦。富豪乘物價低賤時收購，待價格抬升時售出。銀兩更加積聚到富豪手中，流行天下的銀兩就愈少，再過數十年，我不知道盡頭何在。錢是貨幣，不能一天沒有。會計稱錢法有兩難：獲利不及本錢，百姓不愿意推行。其實都并非如此。朝廷用山海的物產做材料，用億兆的民力做工，用賢士大夫做勞役，有什么成本的花費？如果命令百姓用銅炭贖罪，而且用營軍充工匠之役，一聲令下，錢遍及天下。至于不愿使用錢的人，唯有奸豪。懇請從現在開始的事例、罰贖、征稅、賜赍、宗祿、官俸、軍餉之類，全部兼用銀兩制錢。上以此征收，下以此輸納，怎么擔心它不施行。

　　“我又聽說中原是邊疆的根基，百姓是中原的根基。百姓可以終身無銀兩，卻不能終年無衣食。現在有關部門早晚心神不安的是銀兩而不是谷物，我私下憂慮這事。國家在幽燕建都，北方沒有做護衛的郡國，自恃為心腹股肱的是河南、山東、江北和京都八府的人心。這些人都強悍但輕生，容易挑動而難以止息，游食而少積蓄。一事不如意，就輕率地離開鄉土；往往一個人作難，千人響應，前面的事例已屢屢應驗。安撫他們的辦法，不過是稱體恤農夫以便系縻他們的家庭，使他們糧食充足以便系縻自身，使他們骨肉相聚以便系縻他們的心思。現在試核實官倉的貯藏，每府獲得幾十萬兩，那么負責會計的人就可以高枕而臥了。獲得三萬兩，怎么能不寒心呢？我私下以為不足萬兩者很多。

　　“我最近奏疏請求積聚谷物，業已獲行許可。但擔心有司辦事不力，不能體現賢明的詔令。冒昧以我的觀點做點聲明。其一是官倉，發放官銀做平糴。其二是社倉，征收百姓的谷物來填充。官倉不是很豐盈的年份不能有舉辦，社倉雖然是中等年成也能行事。唐代開設義倉，每年從王公以下都有征入。宋代則額定民間的正稅數，提取二十分之一作為社倉之數。誠然仿效推廣此法，順應土俗，合乎人情，占卜年成氣候，以便知曉其變化，核算每年兩倉的收入來檢驗他們的功效，立為法令，并且每年做些修正，以豐歉之時做集散處理。官倉的糧食，百姓有大饑荒則做賑濟。民倉的糧食，雖然官府有大規模的勞役也不聽憑借貸。借助此法藏富于民，也就是藏富于國。現在談論財資費用，不是擔憂谷物不充足，而是擔憂銀兩不充足。銀兩實際上會產生禍亂，而谷物實能消除禍亂。銀兩不充足，用錢幣替代。五谷不充足，則用什么替代呢？所以說賢明的君主不寶貴金玉，而珍重五谷，希望圣上留意此事。”奏疏呈送宮中，下交給主管部門討論最終沒有能夠全部施行。

　　不久他被征召為工部右侍郎，改任吏部職。升任左侍郎。靳學顏品行端正廉潔，目睹高拱以首輔身份掌管選拔官吏，非常專橫跋扈，于是稱病回家，直至去世。

　　評議：明朝中葉，邊防松弛，經費匱乏。當時負責事務的大臣，能夠留意到這個問題的很少。如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之類，差不多都有經邦濟世的謀略。就他們的設想和作為，推究后施行，也只能修補一時罷了，何況所建議的也沒有全部施行，施行的也不能持久。從當時至后世，張居正才做一番整治。張居正死了，一切以空言行事，直至滅亡。所以明朝的腐壞不是朝夕間積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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