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立國已有百余年，而文章體裁仍然承襲五代之陳規遺風，行文措辭刻意雕琢，追求對偶，以至于文風污濁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舊，所作文章見識淺薄，格調不高。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修等人都曾想創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變當時的文風，但因筆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歐陽修隨叔父歐陽曄任職于隨州時，在當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廢書筐中發現了唐代韓愈的遺稿《昌黎先生文集》，讀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尋求其中的精義，以至于廢寢忘食，決心要追趕他，和他并駕齊驅。
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禮部考試，歐陽修列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試中甲科第十四名，榮選為甲科進士，并被任命為西京推官。此時歐陽修開始結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議論時事，二人互為師友，又結交梅堯臣，吟詩作歌，相互唱和，從此以文章名揚天下。以后歐陽修回京返朝，升為館閣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陳時弊而被貶謫，在朝官員大多上章為他解救，只有左司諫高若訥認為應當黜除。對此歐陽修寫信對高若訥進行譴責，說他簡直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一事。高若訥將歐陽修的信交給皇帝，以致歐陽修被貶出為夷陵縣令，不久又遷任乾德縣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任為龍圖閣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后，聘請歐陽修為書記官。歐陽修笑而謝絕說“：我昔日的舉措豈是為了一己之利？我們雖然同時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時升遷。”過了很久，歐陽修復任為館閣校勘，以后又改任為集賢校理。慶歷三年(1043)，兼掌諫院。
當時仁宗對在朝大臣進行人事更動，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都參與執政，增加諫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歐陽修最先入選。歐陽修每次進見皇上，仁宗都詢問他以治國執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時國家政事之許多方面都在從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勢焰昌熾，大肆攻訐。歐陽修擔心從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難以獲勝，便也多次分別就有關問題向仁宗上書進言。
當初范仲淹之被貶去饒州，歐陽修與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視他們為“黨人”。從此，朋黨的議論便產生了，歐陽修于是作《朋黨論》一文以進呈仁宗。在文中他議論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結為朋黨，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為小人是沒有朋黨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祿，所貪求的是金錢財物，當他們的利害關系相同時，就暫時互相援引，結為私黨，這是偽朋黨；當他們見到利益時，就會爭先搶奪，或者利益搶完后就互相傷害，即使是血肉兄弟，親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說小人沒有朋黨。君子則不然，他們所恪守的是道義，所奉得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譽節操。將這些道德用于修身則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將這些道德品質用于效力國家，則會大家攜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終如一，所以說只有君子才有朋黨。商紂王有臣子億萬之多，卻也有億萬顆心，真可謂無朋黨了，但商紂王卻因此而滅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卻是一條心，真可謂一個大朋黨，而周武王得以借此興旺起來。這就是君子之朋黨不厭多的緣故啊。所以作為一國之君，應當摒退小人的偽朋黨，而多多提攜君子的真朋黨，這樣，天下就可以達到大治了。”
歐陽修論事切直了當，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敵一樣，唯獨仁宗勉勵他敢于說話，當面賜給他五品官的服飾。對侍臣說“：像歐陽修這樣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進任知制誥。按慣例，對這個官職必須先考試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歐陽修，詔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東。從對西部用兵以來，主謀劃的人打算放棄麟州，以減少運送軍糧。歐陽修說“：麟州是個天然險要之地，不可以放棄，如果放棄它，那就使黃河以東的郡縣受到震動，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從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駐扎黃河附近的各堡寨中，這樣，遇到情勢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時可以節省物資的運輸，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來。歐陽修又進言道“：忻縣、代縣、岢嵐縣禁地很多，田野荒蕪，希望讓農民去耕種這些田地，不然，將被敵人侵占。”朝廷將這個意見發交給有關的官員討論，過了很久才同意實行，每年收獲粟谷數百萬斛。凡是河東地區，賦稅征派過重百姓負擔不了的，他奏請朝廷作了減免，這樣的事情有十幾件。
出使河東回京以后，適逢保州發生了兵變，因此又任命他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在告別皇上時，仁宗對他說“：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說什么，就隨時講吧。”歐陽修回答說：“我做諫官時可以直接論事，現在論事就超過我職務的范圍了，是有罪的。”仁宗說“：只管說好了，不要區別在朝還是在地方。”叛亂被平定以后，大將李昭亮和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歐陽修因此將馮博文逮捕下獄，李昭亮于是恐懼起來，立刻放回所納婦女。兵變發生的當初，對搞叛亂的人以不殺頭來招撫，但他們歸順后又都被殺了，對被迫參加的二千人，分別交給各郡去管。這時富弼做宣撫使，他恐怕這些人以后另生變故，準備下令在同一天殺死他們，他與歐陽修在內黃會見，夜半時，屏退左右的人，告訴了他這個打算。歐陽修聽后說“：禍莫大于殺死已經投降的人，何況他們是脅從者，能夠再殺嗎？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個郡不愿服從，又造成事件，那問題就不小了。”富弼聽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錯誤的決定。
正當這個時候，杜衍等人因被誣陷私結朋黨而相繼罷去，歐陽修慨然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曉他們有治國的賢能，而沒有聽過他們有什么應當被罷免的罪行。自古以來，小人讒害忠良的賢臣，其借口并不深奧。要大批地陷害賢良的人，只不過指責為朋黨就夠了；要想動搖大臣，必須誣蔑他們專權。這是什么原因呢？排擠掉一位賢人，而大多數賢人還在朝中，這還沒有達到小人排斥異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們都除掉，而賢人又少有過失，難以一一去搜求他們的瑕疵，唯有指責他們為朋黨，則可以一下子把他們都趕下臺。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寵信，則難以用其他的事由動搖他，只有專權是君主所最忌諱的，必須用這種說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惡者之大忌；謀臣置而不用，乃是敵人的福份啊。現在這四個人一旦被罷除，而讓在朝奸邪之徒彈冠相慶，四鄰蠻夷之敵振臂喝彩，臣下我真為朝廷感到惋惜呀。”從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歐陽修，并借歐陽修外甥女張氏犯罪下獄之事羅織他的罪狀，致使他降職為知制誥、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遷揚州、潁州。恢復龍圖閣直學士官職，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親去世歸還家中。為母親服喪期滿，奉召擔任流內銓，當時在外地長達十一年。皇上見他頭發都白了，對他非常關心，撫慰有加。小人皆恐懼歐陽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偽造他的奏章，請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謀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們聯合起來陷害歐陽修，出歐陽修為同州知州，皇上聽取了吳充的意見后才取消了這一道命令。升遷翰林學士，讓他修撰《唐書》。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個顯貴臣子主持宴會，說：“這樣做不是常例，是因為你特別有名氣才如此的。”
主持嘉二年(1057)禮部進士的考試。當時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號稱“太學體”，歐陽修對那些險怪奇澀的文字，堅決加以排斥，凡是像這樣的都不予錄取。錄取之事完結后，過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歡自我標榜的人等歐陽修一出現，就聚在他的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無法制止；但是考場的文風，也從此大為改變了。
加領龍圖閣學士、任開封府知府，接續包拯的嚴厲治政之后，歐陽修采取簡易實際、順應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聲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過了十個月，改任群牧使。《新唐書》撰修完成后，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在翰林院八年，知無不言。黃河沖破商胡地區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賈昌朝打算開掘舊日的橫壟河道，使河水回頭向東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張將河水導引入六塔河。主持計劃的人不知按哪個意見為妥，無所適從。對此歐陽修認為：“黃河的水嚴重渾濁，泥沙淤積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積而造成阻滯，上游必然發生堤岸潰決。以近年來事實的檢驗，黃河決口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復通的，只是這種局面不能保持長久罷了。開通橫壟故道的工程相當浩大而難以完成，即使完成了還會再一次決口。六塔河河床狹小，而以全部黃河灌注，那濱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據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設堅固的堤岸加以嚴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進海里，這樣做，就會帶來數十年的好處了。”宰相陳執中支持賈昌朝的意見，文彥博傾向李仲昌的意見，以致黃河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終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災。
御史臺和諫院上奏彈劾陳執中過于兇狠剛愎，而陳執中仍然拖延不下臺。歐陽修上疏，以為“陛下拒納忠善之言，庇護愚蠢丞相，這樣有損于皇上的圣德”。不久，陳執中被罷免了。狄青擔任樞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關狄青的謠言紛紛四起；歐陽修請求將自己調到地方上去任職，以保終身，于是被罷為陳州知州。歐陽修曾借發生水災的事上疏說“：陛下治國已三十四年，而還沒有立太子。過去漢文帝剛即位，就根據群臣的意見選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稱為漢太宗。唐明宗不喜別人談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點定奪，以致發生秦王之亂，國家被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慮而久久不做出決定呢？”后來封立英宗，就是源于此時。
嘉五年(1060)，拜為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歐陽修在樞密院，與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國的軍隊數量以及河北、河東、陜西三路駐守軍隊的多少、地理方位的遠近，重新繪制軍事地圖與士兵名冊。凡是邊境長久缺少軍隊的，必須要檢查補齊。他在中書省，與韓琦一起同心輔理朝政。凡是有關軍隊、百姓、官吏以及國家財政利益這類關鍵資料，中書所應當了解的，他都匯集起來，列出總的條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詢問有關的官員。當時皇太子還沒有確定，他與韓琦等人協商立太子的事，有關的話都記錄在《韓琦傳》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緣故沒有親自上朝處理政事，由皇太后臨朝聽政，因此，左右親近的人搬弄是非，幾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間因嫌疑而產生仇怨。韓琦入朝奏事，太后哭著對他講了其中的緣故。韓琦以英宗生病為理由，進行調解，太后的成見仍然丟不開，歐陽修進言說：“太后事奉仁宗幾十年，仁德之名聞于天下。昔日太后在處理得寵的溫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應付自如；現在母子之間，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嗎？”太后的意思稍稍緩和，歐陽修又說：“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輝照耀天下。所以駕崩之后，天下人都擁戴即位的皇上，沒有一個人敢有異議。現在太后是一個婦人，我們則只不過是五六個書生罷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遺愿辦，天下誰肯聽從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來的意思。
歐陽修平生與別人談論事情，從來都是盡其所言，沒有什么隱瞞。待到他治理政事時士大夫有什么請求，則當面說明行還是不行，即使是御史臺和諫院的官員論事，他也必定問明是非，由此怨恨誹謗他的人越來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詔令有關官員討論該當如何，都說應當稱濮王為皇伯，并改封大國的爵位。歐陽修援引《喪服記》的有關規定認為“：‘過繼給人當嗣子的人，也應該為自己的父母服喪。’減三年的喪服為一年的喪服，而不要更改親生父母的名份，因為服喪期限可以減少而親生父母的名份卻不能更改。如果將親生父親改稱皇伯，這樣做，考查以前歷朝各代，都是無典可依的。進封大國爵位，則又于禮不合。所以中書的意見與大家不一樣。”太后發出手諭，允許英宗稱親，尊稱濮王為皇，三個夫人為后。皇帝下詔謙讓。于是御史呂誨等人就此事詆毀歐陽修，爭論不已，都被貶逐。只有蔣之奇的意見符合歐陽修的意思，歐陽修舉薦他為御史，而大家都視他為奸邪之徒。蔣之奇為此事很擔憂，于是尋思怎樣使自己解脫。歐陽修的內弟薛宗孺因事銜恨歐陽修，因此制造男女關系方面的謠言侮辱他，以達到打倒他的目的。謠言展轉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訴了蔣之奇，蔣之奇即上章彈劾歐陽修。宋神宗剛即位，想治歐陽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詢問曾任宮臣的孫思恭，孫思恭為歐陽修作了辯解開脫，歐陽修閉門不出，請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詰問彭思永、蔣之奇此事的來龍去脈，結果他們理屈辭窮，無言以對，都被貶斥。歐陽修也極力請求斥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亳州知州。次年，遷為兵部尚書、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辭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歐陽修以高風亮節嚴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歲時，就接連上書請求告老退休，皇上則下詔書對他尊寵有加，不讓他退休。及任職青州時，又因為請求停止發青苗錢，而遭到王安石的詆毀，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寧五年(1072)，去世，追封為太子太師。
歐陽修當初在滁州時，別號醉翁，晚年改號為六一居士。他性格剛強，見義勇為，雖有弓弩陷坑在前，將一觸即發，而他也會奮不顧身。因而前后幾次被放逐流離，但志氣還是如常不衰。在貶職夷陵縣時，沒有什么排遣，就取出舊日已辦的案卷反復閱覽，結果發現案中是非顛倒、違法曲斷的錯誤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長嘆說：“這么一個偏遠的小縣，尚且如此，全國就可想而知了。”從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
當文人求見歐陽修時，他跟他們談話，從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談論官吏治事的問題。他認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壞則關系到群眾的利益。凡他任職的幾個郡，不顯露治理事跡，不追求名聲榮譽，為政寬松簡易而不煩擾，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問他：“為政寬簡，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誤，這是什么原因呢？”他說：“把放縱無度作為寬，把省略必要的東西作為簡，那就使政事敗壞，而且百姓也會受害。我所謂寬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簡者，是不做繁碎擾人的事罷了。”歐陽修幼年時失去父親，母親曾經對他說：“你父親做官的時候，常常在夜間點著蠟燭辦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來嘆息。我問他什么事情，他便說：‘是死刑案子，我想尋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卻沒有找到。’我說‘：生路可以尋求嗎？’他說‘：去尋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沒有遺恨了。經常為死囚尋求生路，仍然還有失誤造成不該死的人被處死的，然而世間的官吏卻常為犯人尋找處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導別人的子弟，經常用這些話，我都聽熟了呀。”歐陽修聽了這段話，終生照做不忘。
歐陽修的文章，才華橫溢，樸實流暢，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處。在議論上，簡單而明了，實際而通情，善于聯系事物分析不同問題，闡明深刻的道理，駁斥其錯誤，給人以很強的說服力。他的超然灑脫，文情奔放的風格，別人是無法趕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攜后進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賞識、舉薦的人，大多成為天下的名士。曾鞏、王安石、蘇洵以及蘇洵的兒子蘇軾、蘇轍，原來都寂然無聲，不為人所知曉，歐陽修就廣為揄揚他們的聲名，認為他們將來一定會名聞于世。歐陽修對朋友非常忠實，朋友在世時就推薦幫助他們，朋友去世后就盡力保護周濟他們的家庭。
歐陽修喜愛古代文化并酷愛學習，凡是周代、漢朝以來的金石遺文、斷章殘篇，他都盡量收集記錄下來，仔細稽考研究它們的不同之處，在記載下來的金石文字后面，寫上自己的跋語，一一加以確鑿的考證，取名為《集古錄》。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書》的紀、志、表，又獨立寫成了《五代史記》，筆法嚴謹而文字簡練，大多繼承了《春秋》筆法。蘇軾為歐陽修文集作序說：“論說道理與韓愈相似，議論政事與陸贄相似，記敘事情與司馬遷相似，詩詞歌賦與李白相似。”有見識的人認為這番評論是很有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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