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特介。年二十八補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 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馀姚盧文弨、青浦王昶，皆折節與交。
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微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薦震充暴修。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展夕披檢，無間寒暑。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核。又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七種，皆王錫闡、梅文鼎所未見。震正據補脫以進，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宸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謂：“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
宸為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獲，乃參考之，果不可易。
震卒后，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后十馀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摘編自《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10.下列對文中畫波浪線部分的斷句，正確的一項是（3分）
A.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
B.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
C.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
D.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
11.下列對文中加點詞語的相關內容的解說，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注疏：注文和疏解的合稱。對文章或書籍正文做解釋的文字稱為“疏”，對“疏”做進一步注釋的文字稱為“注”。
B.諸生：古代經考試錄取而進入中央或府、州、縣學各級學校學習的生員。生員有原生、增生、附生等，統稱諸生。
C.四庫：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名稱。清代纂修《四庫全書》，“子”部包括先秦諸子、兩漢經學及部分佛道典籍、古代小說等。
D.小學：古代指研究文字、訓詁、音韻的學問，又稱中國傳統語文學。因大多闡釋和解讀先秦典籍，被認為是經學的附庸。
12.下列對原文有關內容概括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戴震覃學深思，博采眾長。年少的時候，老師向他講授《說文》，三年時間他就完全掌握要點；研究各種學說也實事求是，并不受到一家之言的限制。
B.戴震性情耿介，善與人交。躲避仇家來到都城后，不僅惠棟和沈彤成了他的忘年好友，著名學者紀昀、朱筠、錢大昕、王鳴盛等，也降低身份和他交往。
C.戴震勤于職守，業績顯著。他整理的圖書典籍，編排審訂都非常準確：所校正刊行的《九章》《五曹算經》等七種著作，連王錫闡、梅文鼎等也沒有見過。
D.戴震學有章法，卓有建樹。他主張研究學問要從聲音、文字到訓詁、義理，并闡發了其中的道理；他研究學術精確明晰，去世之后，其學術得到弟子傳承。
13.把文中畫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10分）
（1)從婺源江水游，震出所學質之永，永為之駭嘆。
（2)每立一義，初若創獲，乃參考之，果不可易。
答
10、C句子大意是：皇帝特別下令，讓他與會試考中者一同參加殿試，賜予他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憑文章學問得到禮遇，出入于朝廷負責編撰的機構。四庫全書館有了奇文和疑惑，總去向他咨詢請教。
“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都是“特命”的內容，不宜分斷，排除B、D兩項；“震以文學受知“主謂賓都全，意思完整；“出入“則是“著
作之庭館中”的謂語，應在“出入”前斷開，排除A項。
故選C。
11、A A.“對文章或書籍正文做解釋的文字稱為疏’，對疏做進一步注釋的文字稱為“注”解說錯誤，正確解說為：“對文章或書籍正文做解釋的文字稱為‘注’，對注’做進一步注釋的文字稱為‘疏’。”故選A。
12、B本題考查學生理解文章內容的能力。
B.“躲避仇家來到都城后，不僅惠棟和沈彤成了他的忘年好友”分析錯誤，原文表述為“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時間錯誤。
故洗B.
13、（1）（戴震）跟隨婺源的江永求學，戴震用他所學習的（知識）向江永請教，江永對此感到驚嘆。
（2）每提出一個（新的）見解，起初（人們認為）好像是臆斷，但經過研討考訂，（發現）確實是不可以更動的。
翻譯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讀書喜歡深入思考，年少時塾師向他講授《說文》，三年間他全部掌握了重要內容。十六七歲時，精研各種注疏文字，實事求是，不以一家之說為主。（戴震）跟隨婺源的江永求學，戴震用他所學習的（知識）向江永請教，江永對此感到驚嘆。
他性格十分正直，家里常常一貧如洗，但是學問卻天天精進。北方的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余姚盧文弨、青浦王昶，都降低身份與他交往。
乾隆）二十七年，戴震參加鄉試考中舉人。（乾隆）三十八年，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征召海內外博學之士擔任編校的職務，四庫全書總裁推薦戴震充任篡修。(乾隆）四十年，皇帝特別下令，讓他與會試考中者一同參加殿試，賜予他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憑文章學問得到禮遇，出入于朝廷負責編撰的機構。四庫全書館有了奇文和疑惑，總去向他咨詢請教。戴震總想著恪盡職守，早早晚晚披閱檢校，寒暑不斷。經過他進呈（給皇帝御覽）的圖書典籍，都是編排校訂十分準確的。他校對的《大戴禮記》《水經注》尤其精妙。又在《永樂大典》內得到《九章》《五曹算經》等七種典籍，都是王錫闡、梅文鼎所沒有見過的。戴震校正錯誤補充闕文然后進獻，得到旨意刊行。（乾隆）四十二年，死在任上，享年五十五歲。
戴震的學問，是從字音、字形推求字句的理解，根據字義、句義來推尋圣賢之道。他說：“圣賢之道不可憑空想象，一定要從古文經書中尋求。想從古文經書中尋求圣賢之道，但是古文經書喪失殆盡，今古相距遙遠，一定要尋求古字古義的解釋。古字古義的解釋明確了，那么古文經書的含義就明確了；古文經書的含義明確了，那么圣賢之道就明確了，如果我們的思想與圣賢之道相吻合，就會借此而明了圣賢之道。圣賢之道并非別的東西，它就存在于過去的典章制度中。那些人分開了古字古義和圣賢之道，把它們當作是（獨立的）兩個方面，一定會誤入歧途而自己卻不知道啊。”
戴震研究學問精確明晰。每提出一個(新的）見解，起初(人們認為）好像是臆斷，但經過研討考訂，（發現）確實是不可以更動的。
戴震死后，他的文字學，由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承；測算的學問，由曲阜孔廣森傳承；典章制度的學問，由興化任大椿傳承。他們都是戴震的弟子。他死后十來年，清高宗拿出戴震校正的《水經注》詢問南書房的眾位大臣：“戴震還在嗎?“答道：“已經死了。”皇上嘆息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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