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兇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
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和資焉。
夫《易》《禮》《樂)《書》，言圣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后世以是為圣人之私言，故因訃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后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于事則舉其略，詞則務于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日：史以事、詞勝。
使后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后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
經或從偽訃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從，皆適于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
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
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后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有修改)
6.下列對句中加點詞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卒之論其效 卒：最終 B.而用實相資焉 資：幫助
C.旌善而懲惡習 旌：表彰 D.故本《周禮》以為凡 凡：平凡
7.下列句中加點字，意義和用法完全相同的一項是(3分)
A.史何為而作乎 仲尼懼后世以是為圣人之私言
B.以其名知之 故因訃告策書以修《春秋》
C.然弗驗之行事 后之人其務希遷、固
D.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 則規無所效其圓
8.下列對文中語句的理解，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君子不待褒而勸 君子不用獲得褒獎來進行勸誡
B.經或從偽訃而書 經書有的是依據虛假訃告寫的
C.安能事為之褒貶 怎能對事事都進行褒貶
D.囂囂然冗且僭 揚揚自得冗長而且不知高低
9.下列對文意的理解，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作者認為孔子志向遠大故而憂患深廣，憂患深廣故而著述偉大。
B.作者認為經書只是一代歷史的實錄，史書卻是萬古不變的常法。
C.作者認為《春秋》能夠讓天下人的一舉一動有可以遵循的準則。
D.作者以規矩準繩與器的相互作用類比，表明經與史之間的關系。
10.將下面語句譯為現代漢語。(2分)
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
11.根據文意，概括“經”與“史”的異同。(6分)
答
6.（3分）D
7.（3分）D 連詞，那么 （A因為；當作 B憑借；來 C代詞；的）
8.（3分）A
9.（3分）B
10.（2分）史書需要依據經書來校正，沒有史書經書就會晦澀難懂。
11.（6分）答案要點：每一點2分。
相同點：（1）目的一致：都是擔憂小人，用褒貶進行勸懲。（2）寫作原則一致：都用事實來充實，用文辭來彰顯，用道理來貫通，用法度來約束。
不同點：文本體制不同：經書注重道理和法度，史書注重事實和文辭。
【附文言文參考譯文】
歷史為什么而作？因為寫歷史的人有憂患。憂患什么呢？憂患小人。憑借什么知道呢？從史書的名字就知道。楚國的史書叫《梼杌》，而梼杌就是四大惡人之一。君子不用等到褒獎就能夠勸勉，不用等到貶斥就能夠懲戒。既然這樣，那么史書所懲戒和激勵的，就只是針對小人罷了。孔子的志向遠大，故而他的憂患也大；憂患越大，故而他的著述偉大。因此，他便憑借歷史材料來修撰經書，最終評論他的著述功效的，必然會說“使亂臣賊子感到害怕”。由此可知，史書和經書都是由于擔憂小人而寫出來的，它們的用意是一致的。
它們的用意是一致的，但文本體制卻不同，所以一個叫做“史”，一個叫做“經”。大概說來，寫文章的手法有四種：用事實來充實它，用文辭來彰顯它，用道理來貫通它，用法度來約束它。這就是經書、史書共同具有的東西。雖然這樣，但經書的優長在于道理、法度，史書的優長在于事實、文辭；經書如果沒有史書的襄助，就無法驗證它的褒貶；史書如果沒有經書的襄助，就無法斟酌它的輕重；經書不是一代歷史的實錄，史書不是萬古不變的常法；盡管它們的體制不相沿襲，但在用途上確實是相互有幫助的。
《易》《禮》《樂》《詩》《書》這五本書，論述圣人的道理和法度已經很詳盡了，但卻沒有用歷史事實來驗證。孔子害怕后世把這些書看成是圣人的個人言論，因此便憑借訃告、策書來撰寫《春秋》，表彰善良而懲戒邪惡，這就是經書的道理；（雖然這樣）還是害怕后世把《春秋》看成是自己的主觀臆斷，因此又依據《周禮》來發凡起例，這就是經書的法度。至于歷史事件，就僅僅列舉它的梗概；至于文辭，就務求簡練。所以我說：經書的優長在于道理、法度。史書就不一樣了，事情既曲折詳盡，文辭也夸張炫耀，所謂褒和貶，除了文末的“論”和“贊”之外就沒有什么評論了。所以我說：史書的優長在于事實、文辭。
假使后人不知道歷史就去看經書，那經書所表彰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善事，所貶斥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惡行。所以我說：經書如果沒有史書的襄助，就無法驗證它的褒貶。假使后人不精通經書，就去專攻歷史，那事物的稱號就不知道根據的是什么，懲戒和勸勉也就不知道來源于什么。所以我說：史書如果沒有經書的襄助，就無法斟酌它的輕重。
經書有的是依據虛假訃告而書寫的，有的是由于隱瞞忌諱而不寫的。像這樣的情況是很多的，都只能是適宜于教化罷了。所以我說：經書不是一代歷史的實錄。史書的一篇本紀、一篇世家、一篇列傳，其中的美惡得失固然不是能夠一一數清楚的，那么在它文末幾百字的“論”“贊”中，又怎能對事事都進行褒貶，像《春秋》一樣讓天下人一舉一動都有可遵循的準則呢？所以我說：史書不是萬古不變的常法。
圓規、方尺、水平儀、墨線是用來制造器物的，器物要靠它們來校正。然而，沒有器物圓規就無法發揮它量度圓的作用，方尺就無法使用它量度方的作用，水平儀就無法施展它量度平的作用，墨線就無法安排它量度直的作用。史書需要依據經書來校正，沒有史書經書就會晦澀難懂。所以我說：盡管它們的體制不相沿襲，但在用途上確實是相互有幫助的。
唉！一把圓規、一把方尺、一個水平儀、一條墨線，就足以制造各種各樣的器物。后人希望達到司馬遷、班固的水準，只要做到實錄就可以了，千萬不要像王通、陸長源等人那樣揚揚自得冗長而不知高低（模擬圣人的經書），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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